梅毒正在死灰复燃，这已经成了一种全球趋势。
据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估计，2022年，全球有800万15至49岁的成年人新发感染梅毒，有70万例先天性梅毒病例和39万例不良妊娠结局。而作为对照，当年全球新增的HIV感染者约为130万。
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，正使得这种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传染病重新走进公众视野。
2026年春节前，一条“日本梅毒病例攀升”的新闻成了热门，根据2026年1月的数据，日本正处在近10年的高流行区间。
2024年1月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报告称，美国的梅毒病例已达到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。2022年美国报告的梅毒病例超过203，500例，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。同时，英国的梅毒发病率在2020年至2021年间跃升了8.4%。
而在中国，2025年，中疾控报告的新发病例超过64万例，不但成为国内报告发病数量第二的乙类传染病，仅次于病毒性肝炎，而且比2023年的53万例多出整整10万例。而就在60年前，1960年代，中国曾经一度“基本消灭”梅毒。
按理说，梅毒并不难治。在其他病原体纷纷发生复杂耐药的今天，梅毒螺旋体表现得相当之“懒”，依然保持着对青霉素的高度敏感。因此，这种细菌本身非常“好杀”，诞生于上个世纪中叶的苄星青霉素，仍能将大多数的早期梅毒消灭在萌芽之中。
然而，迄今为止，梅毒不但没有被消除，而且不降反升，仍然在不少国家构成公共卫生的重要威胁。它为什么如此难以消灭？
一、擅长“猥琐发育”的梅毒
2024年，美国CDC性传播疾病预防部门主任莱安德罗·梅纳（Leandro Mena）曾对媒体表示：“15到20年前，我们以为即将根除梅毒。毫无疑问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梅毒发病率正在上升，这是过去二十年来从未见过的。”
作为性病的梅毒是一种尤其不受欢迎的疾病，从名字上就可见一斑。
梅毒的通用病名syphilis诞生于1530年，是意大利医生兼诗人吉罗拉莫·弗拉卡斯托罗（Girolamo Fracastoro）起的。
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人管它叫“法国病”，法国人管它叫“那不勒斯病”，俄国人管它叫“波兰病”，波兰人则管它叫“德国病”。此外，它还有“西班牙病”“土耳其人病”“基督徒病”等其他诨号。
之所以存在这种看谁不爽就推给谁的称呼，是因为梅毒几乎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种外来的传染病，其全球传播是由大航海时代开启的。
一般认为，梅毒起源于美洲，哥伦布时期的航行令它传遍全世界。中国文献对梅毒的记载同样始于明中后期，外国船只首先将其带到东南沿海地区，时称“广疮”或“杨梅疮”。
这些名称如今大多已不再使用。只有“伟大的模仿者”（ The Great Imitator）这个绰号保留了下来。
梅毒具有狡猾的隐匿性，早期表现容易和很多其他疾病混同，容易被忽视和误诊。它的传播途径与艾滋病（HIV感染）类似，都是性、血液和母婴传播。
在性传播中，首先，梅毒螺旋体会从直接接触的部位入侵，形成典型的皮肤病变，称为“硬下疳”，此外无其他症状。哪怕不治疗，一期梅毒也大多能够自行消退。
4到10个星期后，再次袭来的是二期梅毒，引起皮肤和全身症状，并在3～6周后消退。
然后，在初次感染两年后，相当一部分患者会进入长达多年至十多年的潜伏期。这期间患者看上去与常人无异，没有任何症状，但仍可能具有传染性。
最后，约15%～40%的患者会发展成伴随器官和神经系统损害的三期梅毒，并可能因此致死。
俗话说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早期梅毒患者经常误以为这是感冒、过敏、湿疹等而不去就诊，疾病的自行消退又给人一种痊愈的错觉，从而进入漫长而具有传染性的潜伏期。
这种特性使得尽早发现梅毒感染变得困难，加上针对性的疫苗尚未研发成功，梅毒也就难免成为最令公共卫生界头疼的传染病之一。
梅毒患者感染和传播HIV病毒的风险会有所增加。同时，超过一半的梅毒孕妇会发生自然流产或死产，先天性梅毒患儿可能出现严重的、不可逆的后遗症，婴儿死亡率超过50%。
多年来，在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情绪阴影下，关注度较低的梅毒一直在默默地“猥琐发育”，等待“一鸣惊人”。
二、60年，从“消灭”到卷土重来
某种意义上，梅毒的复苏，可以说是宽松社会氛围的副产物，是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的衍生品。
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依靠爱国卫生行动，做到了接近消除梅毒。20世纪50年代的监测研究表明，在一些大城市，高达84%的女性性工作者和5%的普通人群感染了梅毒。随着妓院被关闭，抗生素普及，成千上万“赤脚医生”接受了有关性病的培训，梅毒的传播也被阻断。
1964年，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布，中国已基本消灭梅毒，我国医院门诊已经见不到早期梅毒了。一些文献估计，此后中国经历了长达约20年的“无梅期”。
后来的首例梅毒病例于1979年报告，卫生部为此建立了一套性传播疾病监测系统，该系统于1987年开始运行，并持续运行至今。1989年至1998年间，所有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均有所上升，但梅毒的发病率在此期间激增了20倍，而淋病的发病率仅增长了2.6倍。
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1999年全国梅毒报告病例数为80406例，年发病率为6.50/10万。
到2009年，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27433例，年发病率达24.66/10万。
再到2019年，全国梅毒报告发病数为535819例，是1999年的6.6倍，年发病率为38.37/10万。2004年至2019年间，梅毒报告率年均增长11.88%。
图源：The Lancet
自2003年取消强制婚检之后，由母亲传染给婴儿的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也出现了大幅上升，从1991年的每10万活产婴儿0.01例上升到2005年的每10万活产婴儿19.68例，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71.9%。
病例的增长具体来自何处？2006年，一项研究综合了174项研究，对不同人群的发病率进行系统性综述，发现了两个患病率最高、增长趋势也最为显著的群体，一个是男男性行为者，一个是在“扫黄”中被收押的女性性工作者。
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到：“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拥有了财富，而年轻女性却缺乏资金，这导致中国商业性产业的需求和供给均有所增长。”
梅毒的高发区恰恰是公共卫生的死角。无论是性工作者还是男男性行为者，在传统语境下都是污名化的对象，这增加了筛查难度，让就诊和对亲友的病情披露变得更加困难。
同年，还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研究在上海进行。研究向上海建筑工地、市场和工厂中男性流动人口发放了匿名问卷。
调查显示，在986名有性生活的男性中，14%的人拥有过不止一个性伴侣，31%的人有过婚前性行为，3.3%的人有过口交行为，11.5%的人有过商业性行为。而其中78%的人从未使用过安全套。
社会结构的巨变也牵动着疾病的传播节奏。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5000万，增加到2000年的1.2亿，再增加到2020年的3.76亿，年轻人对性的态度发生着快速转变。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梅毒的死灰复燃。
三、一个“没”毒的未来？
有关梅毒，一个好消息是：近年来，虽然检出率仍在高位运行，但中国梅毒的发病趋势实际上出现了逆转。
中国在2010年6月发布《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（2010-2020年）》中要求：到2020年，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，先天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在15/10万活产数以下。
如今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，2023年中国先天梅毒的报告发病率降至6.3/10万，比2011年降低了90%以上。
究其原委，近年，一个让梅毒发病数字居高不下的主要理由，是筛查检测的普及。中国建立了梅毒的全周期管理策略，由艾滋病检测机构提供的检测、梅毒自检（SST）、术前、产前的梅毒筛查规模不断扩大。2020年，中国孕妇艾滋病毒、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筛查率均达到99.9%。
对筛查有效性的正面证据在于，新发梅毒病例中，潜伏性梅毒的比例从2005年的32.01%上升至2020年的84.69%。
中国 2005-2020 年梅毒新发病例按症状划分的比例，其中紫色部分为潜伏期梅毒。图源：The Lancet
这意味着更多感染者在无症状阶段被筛查出来，并得到更有效的控制。
如今，中国梅毒流行病学面临的主要变化是老年感染者的比例上升。中国新发梅毒病例中，55岁及以上患者占的比例从2005年的14.74%上升至2020年的40.09%。这仍与社会行为的变迁有关，包括人均寿命的延长导致的性伴侣数量增加、离婚率的上升，以及老年人对安全套更低的使用率。
在中国之外，梅毒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依然严峻。在美国、英国、欧洲、日本、加拿大等发达国家，男男性行为者（MSM）的病例增幅持续，异性恋人群和新生儿的发病率也在上升。
有研究认为，约会软件的广泛使用让性网络变得更加复杂，而针对艾滋病的暴露前阻断药物（PrEP）普及，使得安全套使用率下降，这些都是可能导致梅毒高发的因素。
与聚光灯下的HIV/艾滋病相比，梅毒受到的公众关注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影响范围。因此，过去二十年间，人类在这个明明可防可治的传染病身上，持续性地“阴沟翻船”。
由于梅毒螺旋体复杂的结构和逃避免疫反应的能力，对梅毒疫苗的研究进展寥寥，目前仍处在临床前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应对梅毒的挑战，短期内尚无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法。
梅毒依然像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没有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性能力和直面偏见的决心，就永远不可能将其彻底消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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